父亲患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腿病，腿部溃烂，奇痒。他却不想看医生，自行施用一种所谓“民间偏方”，掘苦楝子树根泡水喝，摘一种全身是剌的荆棘科植物（我们那里俗称“王股大刺”）的叶子捶烂敷在腿上。结果两条腿变得象干松树棒一样，粗糙，黧黑，而溃烂和奇痒依然不止。直到有一天，我们回到故乡，才知道父亲悄悄实施这种江湖奇术已有半年之久，镇上一个医生告诉他得了脉管炎。“康医生讲，弄不好，两条腿要锯掉呢。”父亲有些愀然地说。于是在这个夏季，我们把父亲接到城里，治疗了半个月，溃烂的伤口总算有些好转。父亲坚持要回乡下去。“天气太热了。等凉快了些，我再来做手术。”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在熹微的晨风中踉跄着脚步，佝偻着背影走向火车站，去赶早班火车。
父亲奔波一生，双腿，还有双手，对他特别的重要。他从十二、三岁起就跟着本村几个在外闯荡的老乡，远离故土，自食其力，到洪江、汉口拉人力车，到株洲、长沙的建筑工地卖苦力。不知何年何月在什么地方他学会了乐器演奏，成了某市文工团的一名英姿勃发的演奏员，演奏手风琴和洋琴，脸上洋溢着幸福快乐的笑容，青春的风姿在舞台上尽情展现。我不知道那时他有没有拉过二胡。反正到了晚年，二胡成了他重要的自娱乐器和谋生工具。在我们兄弟姊妹都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后，他还时不时做我们的工作，要我们跟他学习二胡，技多不压身么。见我们毫无兴趣，他又反复去动员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电视要少看，有空就学二胡啊，又赚得玩，又赚得钱……”我们总是使父亲很失望。
六十年代初，全国人民都过上了“苦日子”。粮食紧缺，草根树皮观音土都成为食物，萝卜比大米要贵很多。在伯伯叔叔们一次次急电的催促下，1962年，父亲经不起“种萝卜”的诱惑，毅然从文工团退职，回到乡下种起了萝卜。那一年，父亲结婚了。母亲的娘家在十几里外一个叫龙斯坳的地方，我不知道母亲和父亲是怎么相识的，似乎是奉了“媒妁之言”。但父亲和母亲肯定有过一个鸿雁传书，互赠信物的自由恋爱过程。多年以后，在一张母亲扎着短辫的老照片背后，我看到了这样一行钢笔字：“椒藩同志惠存：革命友谊，万古长青。偶英1962年3月8日。”字迹清秀飘逸。母亲是高中生，据说学业优异，作文曾一度成为全校的范文，而父亲一辈子只读过三个月私塾，不过，他的小楷写得很漂亮，大概就是得益于私塾。
父亲的名字就是当地有名的塾师四公公取的。父亲本名叫“尧初”，在七兄妹中排行老五，幼年时家境艰难，十一岁那年祖父母以“两担谷田”的代价将他过继给一个土财、远房本家的圣先生为嗣，实际上等于是卖儿。圣先生有一妻二妾，却没有子嗣。父亲被易主以后，圣先生就请四公公将他的名字改为“椒藩”。辣椒和蕃茄都是多籽之物，寓意多子多孙。父亲做“地主崽子”不到一年，雄鸡唱白天下，黑暗的故乡获得解放。圣先生带着大量细软和老婆姨太太仓惶逃往汉口，单单撇下了父亲。划分阶级成分时，身为贫雇农的祖母据理力争，总算免掉了父亲的“地主”帽子，划为“下中农”。年幼的父亲也没有再回到祖父母家，从此浪迹天涯，历尽苦辛。但他从文工团回乡后，无形的“地主崽子”帽子也让他戴了大半辈子，没法解释，无从争辩，忍声吞气，谨小慎微，一副罪孽深重的样子。特别是当一些成份比他好的村民以此欺压他的时候。
父亲回乡种萝卜的生活并不快乐，也没有赚钱，因为大饥荒不久就过去了。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学会了犁、耙、打“铺磙”等各种农活，心灵手巧，无师自通，还对一些农具进行技术改进，由此获得“土技术员”的绰号。打“铺磙”是一种相对危险的农耕方式，就是在一个磙筒上安上很多铁犁片，人跨站在磙筒前后的木板上，侧着身，由水牛拉着，对刚犁过的水田进行轮回辗压细耕，便于插秧。一双泥脚站在“铺磙”上的人既要指挥牛前进，转弯，绕圈，又要防止脚下打滑，前仰后合，很难平衡。有一回牛发癫，突然奔上田埂，父亲栽倒在水田里，锋利如刃的犁片从他腿肚了上撕下一块肉来，血流如注,融入黄浊的泥水。在农忙的日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根本不足以形容父亲的劳作。为了赶季节或气候，有时他整晚都在星空下的水田里劳动，到凌晨才赶着牛，掮着犁耙，一身泥水从村口回来。我还记得父亲的斗笠上用毛笔写了“披星戴月”四个楷体字，这决不是浪漫的诗境，而是父亲当年劳动的写照。
父亲除了学会了所有的农活，还和母亲生养了一大堆儿女，个个跟张嘴等食的小鸟儿一样,嗷嗷待哺。从记事的时候起，我就发现父亲在村里不苟言笑，在家里面容冷峻，脾气暴躁，变着法儿打孩子是他的拿手好戏。但他在村里从不对别人发脾气。他对牛的感情也远远超过了对孩子。我小时候一直不理解父亲的苦闷，十分恨他。其实，作为他的儿女，我们也都受到了那种特定时代的政治空气的压抑。听到有人骂他“地主崽子”，我也觉得着羞愧。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社员们竟推选他当了生产队长。其实，这时候生产队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各种利益矛盾很难调节，有人不过是想看他的笑话而已。而父亲却信心十足地走马上任了。有一天中午，他亲自扛着一杆鸟铳到田野上去恐吓麻雀，保卫庄稼，一铳放出，强大的后座力冲击他的胸口，他倒在田坑下。被人抬回来后，气息奄奄。母亲在一旁哭天喊地。我害怕他死去，眼泪潸潸而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为父亲哭泣。
父亲伤愈后，没有再当队长。农闲时就上山做石匠开山劈石，或到火车站拉板车，他还参加修水库，修铁路，汗水洒得满处都是。野百合也有春天，我们五兄妹渐渐长大，土改时分给父亲的那间土屋已拥挤不堪，他准备造屋。他居然积攒了一笔钱，独自跑到隆回县的深山老林里去买木材。这期间我有一回爬到老屋的楼上去玩，发现一口落满尘土的皮箱里有很多老照片，大都是他当初在文工团拉手风琴的留影或文工团队员们的合影。父亲一幅戴大沿帽的半身照让我大吃一惊。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文工团的制服，看上去就象一个“国民党军官”。父亲的身世刹时使我很迷惘。况且，我还在那堆照片中发现了“十大元帅”的合影，其中就有人人都认得的“大坏蛋”林彪。我突然感到父亲很反动，在这些尘封的往事中，父亲肯定有一段不可告人的历史。我溜下楼梯，大气儿都不敢出。
父亲从隆回回来后，我一直不敢跟他提照片的事。敏感的秘密使人无法启齿。新屋落成后，父亲将那些老照片装入两个镜框挂在厅屋墙上。“十大元帅”照片是没有了，但在镜框的一角，却有一个扎长辫、穿连衣裙的姑娘照片，尽管岁月流逝，老照片发黄变黑，那姑娘依然亭亭玉立，风姿绰约。来我家的村民逗着我说：“这是你们的城里妈妈呢。”父亲不好意思地轻笑着：“跟小孩子不要乱说……是同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男子汉、一个农民露出如此羞赧的笑容。母亲也在旁边轻描淡写的说：“是文工团的一个演员。”但这张照片依然使我觉得蒙羞，有一天趁父母不在家，我就悄悄地把照片抠下来，撕烂了。一个孩童的心是如此多疑而残忍，竟因为一句没有恶意的笑话而不惜毁掉他父亲年青时一段记忆。那照片里也许珍藏着父亲一段隐秘的青春往事或某种纯洁无暇的情感。多年以后，我这样想。
父亲年轻时算得上相貌堂堂，但他很少跟我们讲到他年轻时的往事。他沉默寡言，兴致来了就讲一讲解放那年到刑场上去看处决恶霸或六七年他到汉口去领取圣先生骨灰的“故事”，讲得非常恐怖而神秘。父亲一生都没有什么风流韵事，这引起了我们对他的敬重。新屋落成后三年，母亲就意外去世了。那是1977年。从此父亲鳏居一辈子，先是拖板车，后来赶驴车、马车，挣一点运费，含辛茹苦地拉扯大5个孩子。也是在这段时间，父亲奏起了他六十年代初从文工团回来后就一直没有摸过的乐器，他在月下拉一曲二胡《二泉映月》，如泣如诉，流泻出人生的哀怨悲凉……后来，四乡八邻一有喜丧之事，都请他去，他那一把二胡，见证了无数悲哀和无数欢愉。
我大学毕业那年，从单位宣传科借了一架手风琴，带回故乡去，父亲很熟练地背在胸前，一双粗茧层层的大手随意地调了几个音符，很快，《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悠扬婉啭的曲调就在村里荡漾……
人生的兴衰际遇，总使我无端感慨。父亲的一生，还有多少故事！
父亲属牛。明年的二月初九，将是他77岁生日。我祝愿他健康。一双手和一双腿都永远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