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传统符号和核心精髓。《论语》曰：“礼之国，和为贵。”老子曰：“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周易》曰：“保合太和，乃利贞。”由此可见，和文化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极深的渊源。而当和文化上升为国家制度时就成了由法律规定的调解制度。经考究，我国最早的调解制度出现于西周初期。

　 《周礼•地官司徒》规定：“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其意思是，调人掌管全国百姓之间发生的纠纷或仇怨并加以调解，促使他们和谐。周代通过设立调解制度，既明确了“调人”这一官位，又规定了“调人”的“职”和“责”。

　　同时还规定：“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鸟兽亦如之。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君之仇?父，师长之仇?兄弟，主友之仇既从父兄弟。弗辟，则与之瑞节而以执之。凡杀人有反杀者，使帮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凡有斗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则书之。先动者，诛之。”其意思是调解的方法和原则分三种：第一种情况，凡因过失伤人的，召集双方进行民事调解，以促成和解；因过失杀伤他人畜养鸟兽的，也如此处理。第二种情况，即调解仇怨的原则是：有杀父之仇的，杀人者必须回避并躲到海外边疆去；有杀兄弟之仇的，杀人者必须回避并躲到千里之外去；有杀堂叔伯和堂兄弟之仇的，杀人者不能与被杀者的堂侄、堂兄弟同处一国。有杀君之仇的，视同杀父；有杀师长之仇的，视同杀兄弟。有杀所居异国君主与朋友之仇的，视同杀堂叔伯和堂兄弟。如果杀人者不按规定躲避，国家就将瑞节交给“调人”作为逮捕令而将杀人者逮捕。凡杀人后又杀被害人亲友的，就要通令天下，所有诸侯国都应捕捉而予诛杀。凡因被害人过错很大而义愤杀人的，杀人者必须避居他国，同时责令双方不再相互仇恨。如果不听而继续仇杀，就按杀人罪论处。第三种情况，凡双方相互斗殴的，也要组织双方调解，调解未成的，则详细记录案情经过，如有先行报复的，则加以严惩。

　　以上调解三原则很有意思。笔者认为，第一种情况完全类同于今天的民事调解和轻微刑事案件的调解；第二种情况可理解为避让以示弱及“充军”边疆的惩罚；但调人“有执行逮捕权”；这类似现在的刑事和解;第三种情况则类似于今天的自治调解和行政调解，调解不成的则由调解人将案情及调解过程记录在卷，无论哪方采取报复行为均要受到法律制裁。所不同的是，现在的规定更完善，更合理，即如调解不成，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有权就本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